(撰文／葉子豪；攝影／周幸弘)

一旦置身於世上困苦的人們之中，
你就永遠離不開了，你會和他們同行——
他們的缺乏成為你的缺乏，
他們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
他們的難題也是你的難題，
他們撫育子女的重擔也成了你的重擔。
你無法離開、忘記他們，
也無法掉頭不顧。

——孫理蓮

一九四七年，太平洋上的小島台灣，
二次大戰的損傷還未恢復，不僅百廢待舉而且危機四伏。
美國籍的「牧師娘」孫理蓮
和夫婿孫雅各牧師再度踏上台灣，
創立「芥菜種會」服務弱勢中的弱勢——
麻瘋病人、原住民、貧童、孤兒、
流浪青少年、烏腳病患者、盲人等。

「如果我是麻瘋病人，我會想要什麼呢？
如果我在監獄裏，我會要什麼呢？
如果我是孤兒，我會要什麼呢？
如果我有烏腳病，我會要什麼呢？......」
感同身受人們的苦，
孫理蓮竭盡所能地付出，
被稱為台灣「山地之母」、「盲胞之母」、
「孤兒之母」、「麻瘋病人之母」。
為台灣奉獻達五十一年，
生命最後也歸宿台灣。
她說：
「我只是個女人，所做的事，
是每個母親在家裏都會做的事......」

一萬五千名監獄犯人
七千五百名山地幼稚園兒童
三百七十名山地幼稚園老師
一千零五十名山地學生和老師
兩百五十名山地肺病患者和醫護人員
一百四十名產院的山地母親和職員
七十名屏東山地診所住院患者和醫護人員
一百三十名澎湖幼稚園兒童和職員

一千名孤兒和孤兒院職員
一千兩百名麻瘋患者和職員
三百名盲人

總計：兩萬七千零一十人

這是一九六六年，基督教芥菜種會（The Mustard Seeds Inc.）在台灣各地發放耶誕禮物的清單。

當時台灣國民所得只有兩百多美元，政府的社會福利措施及民間的本土慈善組織，都還處於萌芽階段；西方教會的慈善與醫療服務，卻在這塊土地上發揮了及時雨之效。

「第一個登記的慈善機構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我去內政部辦，他們還說這個事很新鮮啊！」說起一九六二年，以「基督教芥菜種會」之名，完成中華民國第一個財團法人登記立案的往事，七十多歲的鄭興讓牧師不禁讚歎「孫理蓮」——這一切慈善事工的幕後推手，「她幫助過的人算不完啊！
」

一九四七年十月，太平洋上的寶島台灣，以百廢待舉、危機四伏的樣貌，迎接孫雅各（James Dickson）和孫理蓮（Lillian R. Dickson）這對美國籍的老朋友。

之所以說「百廢待舉」、「危機四伏」，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損傷尚未復原，國民政府甫接管台灣的局勢變動，台灣人民又經歷了二二八事變的創傷；之所以稱為「老朋友」，則因為這是夫妻倆第二度踏上這片土地。

一九二七年，台灣仍處於日本殖民時代，孫雅各牧師偕新婚的妻子孫理蓮自美來台，於淡水定居，承接台北神學校（今台灣神學院）及淡水中學校長職務。十年平靜單純的宣教生活，在戰爭號角聲中蒙上陰影——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台灣進入戰時體制，日本政府大力施行「皇民化」運動，美國籍傳教士成了日本政府眼中「策反」台灣人的危險分子。

一九四○年，在日本特務監視下，孫雅各一家人離開定居十三年的台灣返美；是二戰期間最後一批離台的西方傳教士。直到戰後，一九四七年，夫妻倆迫不及待重回闊別七年的台灣，是最早返台的外國宣教士。

「我知道很多人以為，黑夜的勢力已經伸出它的長臂要抵達這島嶼。」時值國共內戰情勢惡化，美國親友頻頻來信，催促他們為了自身的安全，最好及早返國。孫理蓮卻表明了將安住台灣的決心：「如果我們聽到在黑夜來到的昏暗中，有人痛苦而哭泣時，我們為基督的緣故，還是要照母親的所能去安慰他們，直到他們安然入睡。」

在全世界都不看好台灣未來的時候，孫雅各和孫理蓮卻選擇留在這個地方，為最弱勢、最無助的島民服務。

【走進樂生院】

「最初，我慶幸自己必須集中精神彈手風琴，不用直視麻瘋病人浮腫的臉、有斑紋和缺乏色澤的皮膚，拖著癱軟腳跟的無力模樣。但上天的意旨促使我『正視』這些人所處的困境。」

——孫理蓮

「你必須來！上個星期有三個人自殺！上上星期也有三個！再上個星期是四個！」一九五○年，在「樂生療養院」負責基督教事務的蔡信生傳道，向孫理蓮請求援助；他的口氣像一個快被重擔壓垮而絕望無助的人。

樂生療養院，創立於一九三○年，是台灣地區唯一收容麻瘋病人的公立機構。日本統治時期，麻瘋病人必須接受強制隔離治療——若非進入由加拿大籍宣教醫師戴仁壽創立的「樂山園」，就是被警察「押」進「樂生院」。相較於人性化的樂山園，住進樂生院的六百多人，像是被判了無期徒刑。

「那個時候，麻瘋病人蓋的被子，裏面裝的不是棉花，而是菅芒花。一天伙食費只有六毛五分錢，沒有辦法吃飽！」五十五年前住進樂生院的金義楨，經歷過物資及醫療照顧缺乏的艱難處境。

病痛的折磨、貧困的生活，加上求出無期的絕望，逼得許多人走上絕路；而勉強活下來的，則是努力存「棺材本」——想著既然無法「活著」走出樂生，至少「死後」總得請人送出去。

「我怎麼做得到他要我去做的事呢？」在走進「樂生院」——一個沒多少人敢去的地方之前，孫理蓮遲疑著蔡信生提出的請求。

「慈悲的上帝只給你兩隻手，但祂給了你一顆偉大的心啊！」帶著先生孫雅各的鼓勵，孫理蓮展開了對樂生院友的關懷。

她首先邀請馬偕醫院醫師進入院區義診，後有路德會護士杜愛明（AlmaDrucks）長期駐院；並開辦公共廚房改善伙食、供應牛奶，補充病患的營養。「耶穌用五個餅、兩條魚餵飽五千人。現在卻是六百五十個人天天吃三餐！」孫理蓮為此感到欣慰。

在救濟之餘，孫理蓮也不忘宣傳福音，在樂生院內成立「聖望教會」，服務基督徒院友。一九五二年十月的一個週日早上，樂生院禮拜堂的鐘聲首次響遍山谷，那些瘸腿的、瞎眼的病人，虔誠地成隊走進他們的禮拜堂，臉上發出光輝。

為了避免麻瘋病傳染給下一代，日治時期，總督府下令樂生院民強制結紮。一直到一九五三年國民政府時代，院內才解除強制結紮令。那時醫界認為，大人不容易感染麻瘋病，但小孩的皮膚抵抗力弱，比較容易被麻瘋桿菌感染，因此病人的新生兒不能與父母同住。於是孫理蓮就為那些出生在樂生的孩子，在二重埔設立了「安樂之家」。

「小孩子一出生就馬上抱走，每隔幾個月帶來給父母看。」聖望教會吳西梅長老回憶當時狀況。由於二重埔到位於新莊的樂生院有一段距離，孫理蓮總是僱車子，把院童及保母上百人載到聖望教會。為了避免傳染，親子之間只能隔著一道柵欄呼喚，不能有任何擁抱、觸摸的動作。直到活動結束，孩子們才在父母聲聲叮嚀中，依依不捨地離開。雖然如此，這卻是他們彌足珍貴的快樂時光。

隨著藥物Dapsone（簡稱DDS）於一九五三年引進台灣，麻瘋病開始獲得有效控制，許多樂生院友經長期服藥之後，體內的麻瘋桿菌反應呈現陰性，可以離開院區回歸社會。但是，藥物治得了病，卻救不回他們已經殘缺的肢體，也難以扭轉社會大眾歧視的眼光。

為了幫助有家歸不得的痊癒者，孫理蓮回美國籌募資金，在一九五四年成立「職業治療室」和「希望之家」，為他們進行職業訓練。

【償還愛的債務】

「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我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

——馬太福音25:35

一九四七年後，台灣一片風聲鶴唳、反共防諜的社會氛圍下，路上隨時有警察盤查；若是拿不出身分證的人，往往難逃拘役的命運。許多流浪街頭的貧童及青少年，不曾犯罪，只因為拿不出身分證、超過三個月無人出面保釋，就淪為階下囚。

這使孫理蓮十分不忍，她進到警察局裏看視這些孩子——被剃光頭、衣衫襤褸、赤著腳，與成年犯擠在小小的鐵籠裏。其中有個孩子跟她說，他被判刑三個月，卻被關了好幾年——因為他是孤兒，沒有人來領他離開。

孫理蓮毅然承擔保證人的責任，在兩年內保釋了兩百五十人。幸運的孩子，與久違的家人重聚；舉目無親的孤兒，急需一個安身處所。於是，一九五三年孫理蓮在距離樂生院不遠的小山丘上，建立了「兒童之家」；兩年後，又在台北縣樹林鎮建立「兒童之家別館」。

現年五十八歲、擁有神學榮譽博士學位的基督教救助協會祕書長夏忠堅牧師，曾經是「兒童之家別館」的一員，「因為家裏一窮二白，大哥讀完小學後就去當學徒、大姊去當女工。像這樣的家庭，若不是孫女士把我帶去台北，我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了。」

夏牧師故鄉在澎湖七美，父親是傳道，曾轉介當地孤兒到孫理蓮在台北創辦的育幼院。一九五五年、夏牧師讀小學二年級時，在家中第一次見到孫理蓮，聽到她對父母說：「你們家比那些孤兒的家還要窮困。若願意的話，讓我帶一個孩子去台北生活吧。」夏忠堅因此跟隨孫理蓮到台北，從小學一路念到大學，最後從一個窮孩子，成為慈善機構的主事者。

除了兒童之家，孫理蓮陸續在全台各地設立愛心育幼院、殘障之家等。每個月，這些「家」總是有幾個孩子收容進來，他們的經歷讓人心痛；棄養的嬰兒、無父無母的孤兒、監獄裏受刑人的孩子、從火坑中救出來的孩子、家貧養不起的孩子、缺手斷腿的殘疾者、逃家四處流浪的小大人......

孫理蓮在寫給親友們的書信中總提到，每當她來到這裏，兒童們都圍攏來爭著拉她的一根手指以獲得她的注意，她巴不得能生出二十根手指。「他們是來感受愛的啊！我常覺得負欠他們愛的債務......」

話雖如此，吃得飽的米飯、有營養的牛奶、穿得暖的衣裳，還有音樂、玩具、遊戲的草坪、可以上學求知習技藝，孫理蓮能給的一樣不少，「有總比沒有好！」希望這些快樂之事物，能使他們把那悲劇性的記憶給淡忘掉。

(本文由慈濟月刊475期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