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葉子豪；攝影／周幸弘)

【他是我的同胞】

「山地人擁著來，大約每天五百人，都是走很遠的路來的。一個人的心，會因為極度同情他們而撕裂般地悲痛——大大敞露的傷處、深深的膿瘡、無人照顧的傷口，氣管炎、肺炎、肺癆、疥癬......每一項人類所知的悲慘事，都在這裏達到最痛苦的程度。」

——孫理蓮

孫理蓮的愛心觸角，從最初的麻瘋病患，逐步延伸到盲胞、監獄受刑人及貧童、無家可歸的青少年身上。而在眾多救濟的對象中，占台灣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五的原住民，卻是孫理蓮著力最多的族群。與原住民的結緣，可追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

「山上的人很凶悍、都在喝酒，你們上山太危險。」在日本政府的「好意勸阻」下，西方傳教士要與原住民族群接觸非常不易。殖民當局擔心原住民假借信主聚眾集會，不利於統治，尤其憚於傳教士的西方身分。

然而，像孫雅各夫婦這樣懷著宗教熱忱、冒著生命危險，數度進入山地原住民部落的傳教士一個接著一個，且在傳教過程中，看見了原住民身為邊緣族群的痛苦。

孫理蓮在《這是我的同胞》一書中，描述了山地義診見聞，也記錄了原住民缺醫缺藥的困境。「你曾經在一座橋墩被洪水沖走的鐵橋上走過嗎？我們必須走過幾處長長的鐵橋，下面無任何支持物，只有一條一條枕木以釘鉤不穩地鉤附在兩條鐵軌下面。這凌空的感覺使我昏昡，如果失足，或是
那些鉤釘有一點歪斜，那後果是毫無疑問的。」

戰後，孫雅各夫婦和門諾會傳教士合作，在花蓮泰雅族部落進行義診。山地物資匱乏、醫療設備不足，義診團克難行醫有如身處蠻荒。有一次正巧遇上產婦分娩，孫理蓮接過新生兒，臨時找不到澡盆及毛巾，只好用炒菜鍋充當澡盆為小寶寶洗澡，然後用包紮傷口的紗布把他包起來。

「我又想到那些醫師詢問母親夭折孩童的事。想想看吧，一個母親埋葬十個死去的親生孩子，一個又一個，十次悲哀的路程到墓地去。這是因為沒有人給她幫助、沒有人關心，只因為他們是『原始民族』......」

孫理蓮發現，原住民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淪為「經濟弱勢」，貧窮使他們買不起足夠的食物，造成營養不良、抵抗力下降；冬天時又因缺乏衣物保暖，全家人圍在一堆火前取暖，導致肺結核病快速蔓延......

巡迴醫療義診團無法應付眾多的病患，於是她計畫更進一步為這些受病所苦、無力就醫的原住民解決困境。「上帝指示我們上了一座位於島中央的山嶺、一個可愛的小鎮埔里去，那是一個周圍至少有兩萬山地人可以來到的中心點。」

一九五六年，孫理蓮與台灣醫師謝緯、挪威籍護理師徐賓諾（BjarneGislefoss），在埔里建立「山地基督教中心診所」（埔里基督教醫院前身），免費為原住民看病。他們就地取材，用當地盛產的竹子搭蓋診所及病房，埔里人就把這間小小診所稱為「竹仔病院」。

「這些病床一定會在第一天住滿的。」初開張的山地診所僅有六張病床，不僅看病，也提供住院病人家屬的住宿和伙食；徐賓諾預見了未來將有蜂擁而至的人潮。果然開診之後，部落裏盛傳「到了山地診所，可以一人看病，全家吃飽」，不僅霧社、廬山、武界等地原住民，走上七、八個小時山路來看病，甚至有花東地區的病患翻山越嶺而來。

這樣完全免費的山地診所，後來也在花蓮、台東、屏東等地陸續設立。

而為了守護原住民媽媽與寶寶，孫理蓮也大力推動生產照護工作。一九六一年第一間「瑪利亞產院」在花蓮成立，之後台東、關山、埔里及屏東等地原住民部落也都陸續設置；由合格的助產士及護理人員駐診，讓產婦從待產、生產到產後休養，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顧。

「媽媽們就近生產，免除長途跋涉的辛勞及風險。住進來全部免費，給她們吃、給她們住，回去的時候連嬰兒的衣服都送給她們。」前芥菜種會董事長鄭興讓牧師回憶：「做這個很有意義，救了許多原住民！」

當時的產院每月大約接生兩百多個嬰兒，照顧原住民產婦長達十四年，一直到政府普遍設立衛生所之後才功成身退。

而原住民族群除了「經濟弱勢」也是「教育弱勢」。教育水準低，很難找到安全穩定的工作，高失業率連帶引發酗酒及貧窮問題，許多少女在外界的誘惑欺騙下，淪為西部大都市的邊緣人。

「她們像孩子一樣。從前日本時代是被保護而與外界隔絕的，現在她們發現有新的自由，像孩子從學校放出來一樣；到平地去，受到平地人的背義、欺騙和愚弄，染上了可厭的病，然後退回山上，又病痛又憂傷......」孫理蓮為這群受傷害而困惑不解的「孩子」們感到憂心忡忡。

教育，是幫助原住民應付文明世界挑戰、適應現代生活的主要途徑，孫理蓮在各方面盡其所能地幫助他們，幾乎是和他們並肩作戰，爭取生存的機會。首先開辦有別於正規教育體系的「學校」——包括男女習藝所、幼稚園保母訓練班，給學生實習農業技術、木工、大理石加工、汽車修護、大客車駕訓、護理照顧等。

「那時候，我們的學生都還沒畢業，許多醫院就來找人了！」鄭興讓牧師回憶道：「孫理蓮把這所學校稱為『墊腳石』學校，幫助這些沒有辦法讀書的人，得以進一步與人競爭。他們有的人現在都拿到博士了。」

【最小的婦人，最大的心】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馬太福音17

隨著各項慈善事工的開辦，孫理蓮與美加地區的通信愈趨頻繁。最初，只是向親友報告在台所見所聞及生活情形，之後許多人知道她在台灣的工作，便開始捐款。由於捐款的人愈來愈多，孫理蓮於一九五四年向美國加州政府申請立案，正式成立「芥菜種」非營利組織。

以「芥菜種」為名，其典故來自於聖經馬太福音：「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你們沒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小小的種子正象徵基督徒對上帝的信心，就如馬可福音記載：「好像一粒芥菜種，種在地裏的時候，雖比地上的百種都小，但種上以後，就長起來，比各樣的菜都大；又長出大枝來，甚至天上的飛鳥，可以宿在他的蔭下。」

為了籌措善款，孫理蓮聽從世界展望會（World Vision）創辦人鮑伯‧皮爾斯博士（Bob Pierce）建議，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固定在十月出發，到美國、加拿大等地巡迴演講一個月，向富裕的同胞報告台灣人民面臨的苦境，鼓勵大家來認養資助。

於是，美國孩子省下的糖果錢，成了救助台灣孤兒的「奶粉錢」；大人們穿不著的舊衣，由美軍軍艦運來台灣。在那個穿麵粉袋、喝美援牛奶的時代，許多美國、加拿大人民的愛心，都是透過芥菜種會送過來的。孫理蓮並以一張竹子做的病床作為一個募款單位，每單位六塊美金；這金額對美國民眾來說並不算多，卻能在台灣發揮大大的用處。

孫理蓮與芥菜種會的事工，助人的能量從台北延伸到花東地區，又深入到中央山脈，接著再擴展到西部沿海，對上了台灣特有的「烏腳病」。

當時人們對烏腳病認識不多，以為和營養不良有關。「孫理蓮從新竹以南到台南北門沿路設『牛奶站』，雇請當地人每天早上泡牛奶給小孩子喝，喝了再去上學，下午也泡給他們喝。」牛奶緩解了貧窮人營養不良的問題，鄭興讓牧師感嘆：「那時候的台灣，很可憐啊！」

孫理蓮於一九六○年在台南縣北門鄉成立一間名為「憐憫之門」的烏腳病專門診所，由謝緯醫師每星期一次從埔里迢迢而來，免費為患者看診。然初時醫界對烏腳病一籌莫展，醫師除了開止痛藥，就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幫他們把壞死部位切除——一把鋸木頭的鋸子，就是草創初期的手術工具。

醫療之外，芥菜種會也承擔了病人就養、就業的問題；「憐憫之門」開業二十五年的歲月裏，陪伴了上千名烏腳病患走過生命的幽谷。

一次又一次的奔走，讓孫理蓮成了美國家喻戶曉的慈善家，她在台灣所行之事，被一九六二年七月的美國《讀者文摘》專文介紹，標題是「最小的婦人，最大的心。」

從關懷山地原住民及麻瘋病人開始，接續為盲胞、肺病患者、烏腳病病人服務，同時照護產婦、收容孤兒，給迷途的孩子受教育、課輔、學技能......孫理蓮陪伴台灣人走過了最貧窮的年代。

在過世的前兩年，年過八十的她，仍是辦公室裏最早就位的人；常見她右手執筆、左手撐著頭打瞌睡，猛然驚醒後又繼續工作，就這樣周而復始——一九八三年元月十四日，這位疲憊的「美國阿嬤」，以八十二歲高齡蒙主寵召，圓滿了一生的奉獻。

教友們將她葬在丈夫孫雅各的墓旁，讓這一對為台灣奉獻大半輩子的傳教士夫婦，安息在陽明山麓台灣神學院的教堂邊。

「我回來了，回到福爾摩沙，我的家，我所歸屬、深深紮根的地方！不論太平洋是多麼綺藍，對我而言都太寬廣而無止境。我的心勝過船的速度，有時真想下水推它一把，看船是否會走快一點兒......」

一九五一年，孫理蓮結束短暫休假自美返台的船上，在心頭打定了主意——要在這塊土地上，和歡喜的人一起歡喜、和悲傷的人一同悲傷，和可憐的人同甘共苦。

陪伴台灣人走過風聲鶴唳的日治晚期、戰後風雨飄搖的五○年代，一路到貧窮力求脫困的六○年代，她用生命最精彩的五十一年，實踐了這個承諾。

（本文節錄自《台灣慈善四百年》；本系列報導連載結束。）

◎參考書目

一、這是我的同胞（孫理蓮著，樂生療養院院友譯，基督教芥菜種會，一九八一年）
二、天使在她身旁（威爾森著，蒲腓力譯，基督教芥菜種會，一九七三年五月）
三、芥菜仍在茁長中（蒲腓力著，基督教芥菜種會，一九七四年七月）
四、孫理蓮與基督教芥菜種會（劉慧華，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七年六月）
五、從師母到女宣——孫理蓮在戰後台灣的醫療傳道經驗（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論文，二○○五年六月）

(本文由慈濟月刊475期授權刊登)